同性恋自古有之，有天生的，也有后天因某种原因成为的;就像其他人群一样，在同性恋人群里，也有出卖肉体的，那就是男娼;男娼也是自古有之，就像妓女的历史是一样的漫长。男人作娼，出卖自己的肉体，成为异性和同性的玩弄物，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就有，只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漫长，夫权意识积淀深厚，对男娼现象史翰不彰，其辞闪烁，稗海难寻。主流社会一直鄙视男娼，认为男人卖淫远比妓女倚门卖笑出卖色相肉体更加令人厌恶，因为男娼是男人的至上尊严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。
男人作娼首先是供有财有势的贵妇享用，南北朝时代的山阴公主对刘子业说，“我与陛下虽然男女不同，但都是先帝所生，不应有厚有薄。你宫中六宫佳丽数以千计，供你一人欢娱，而我只有驸马一个，未免不公平!”刘子业觉得有道理，便亲自为妹妹挑选了三十个健美无比的男子，供其淫乐。武则天秽乱宫中，为了引诱张氏兄弟以及薛怀义供自己玩弄，宠优有加，还特设“控鹤监”，广罗天下美男子，号称“面首三千”。贵妇男娼，一是靠淫威相逼，二靠利禄相诱。男娼除了为女人玩弄，还为喜欢同性恋的权贵男人所准备。
史籍上记载把这种男娼称为男宠、男色、顽童、娈童等。《说苑》中记载：“弥子瑕有宠于卫灵公，尝有母疾，窃驾君车以出，灵公闻而贤之。异日，于灵公游于果园，食桃而甘，以其余献灵公，灵公曰，‘爱我忘其口焱寡人。’”这就是“分桃”，至于“断袖”，都是很熟悉的桥段了，这儿就不说了。自此，这样的同性恋行为绵延不绝于书。明清时，在福建、广东、北平等地，同性恋的蔚然成风，女有“闺中腻友”，男有“契哥契弟”。清代还有条法令规定，“优伶的子孙，以至于受逼为奸的男子，不许应科举考试。”这条规定间接说明，当时同性恋的风气的盛行。
福建人的同性恋亲密关系，应该是全世界的同性恋的楷模，他们在肉体上相通，在精神上追求忠贞不渝，在经济上甚至连契弟“后日生计及娶妻诸费”都要承担起来。沈德符分析：福建近海，明代海盗出入如麻，船上忌讳有妇人同船，所以同性恋由此产生。这个说法在现在看来有点而牵强，就是发生同性性行为，也是境遇性的同性性行为!
福建人互称契哥契弟，京师称之为“小唱”。宋徽宗赵佶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，玩儿女人乐此不疲，玩儿男人也纵欲无度，他的宰相李邦彦和副相不好好辅助君主，专门迎合他的淫欲，“虽为相，然事徽宗考极亵”。徽宗饮酒，副相短衫窄裤，说着淫词浪语，李邦彦更是戴着各种面具和穿着各种衣衫，扮出各种姿态，取悦徽宗。
明武宗也好男色，有次通过马昂见到了长得英俊威武、肌肉发达、身材健美的一介武夫江彬，十分喜爱，何况江彬口才不错，武宗更是痴迷，当夜就留宿。后来江彬还带着武宗到处寻找美色，荒废朝政。帝王如此淫乱，但老百姓的同性爱倒是爱得可歌可泣，在《耳谈》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：
一个平常百姓家里的男儿喜欢当兵的，又没有地方做爱。当兵的有天晚上在仓库值班，出入的人必须登记。那个男儿冒名顶替来到仓库见当兵的，两人就在仓库里做爱，大战三个会合，百姓男儿还意犹未尽。刚好遇见有个美男出来赏月，百姓男儿就去调戏美男，美男大怒，叱骂，百姓男儿仗着有当兵的撑腰，就把美男打死了。当兵的说，“君为我至，义不可忘，我当代劳。”死囚两年，两年间，百姓男儿竟然给当兵的送饭这样的事情都坚持不下去，士兵于是看透男儿的薄情，就揭发;男儿入狱。在男儿行刑前，当兵的又说，“渠虽负义，非我初心，我终不令渠独死!”于是，“亦触木死尸旁”。
一个士兵竟然为了他的打死了人的男情人，去承担责任，为他偿命，这不是为了一腔情爱何止与此?只是那个百姓男儿是一市井无赖，自己惹祸不敢当，难怪士兵怨愤;但在男儿死后，也不愿他独死，就触木以死相随。这些事儿可见中国历史上的男娼和同性恋有时候盛于宫闱之事!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