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完孩子，刘思琦才发现自己的另一个身份。坐在电脑前，她疯狂地搜索有关“同妻”的信息，瘦削的肩膀抖得厉害。
在内心深处，她始终不肯接受丈夫是同性恋这个事实，直到有一次，丈夫在梦中叫出另一个男人的名字，她彻底心碎。
没有质问和争吵，丈夫很快摊牌。刘思琦写了一封遗书，发在了一个男同论坛里。她准备跟丈夫好好聊一聊，然后就跳楼。
2015年数据显示，目前在中国大陆，约有1600多万女性嫁给了同性恋或双性恋的男子。调查发现，超9成的同妻出现了抑郁症状，超1成的同妻有过自杀行为。
像刘思琦一样，她们大都毫无防备地跌入有名无实的婚姻。但受传统观念、社会制度、法律规范等因素的桎梏，她们大多选择沉默，忍受着冷漠甚至暴力的丈夫，少性甚至无性的婚姻，以及性病、艾滋病的威胁。
她们明白，只要社会不能接纳同性恋，同妻就会作为受害者背后的受害者一直存在。
“到现在他都没看过我脱衣服的样子”
从发现丈夫是同性恋，到现在已经过去10年。刘思琦觉得自己老了挺多，皮肤也不好。
她伸出两只手晃了晃，和剥洋葱(ID：boyangcongpeople)说：“10年了，愤怒已经平息，但焦虑一直存在。”她咧嘴苦笑，泪水在眼里打转。
而在外人看来，她却有着一段令人羡慕的婚姻。中产，有社会地位，在结婚后的第2个月，她和丈夫有了自己的孩子。那时候，他们34岁。
一切都如此美好。但产后半月，她半夜起来喂奶，经常发现丈夫会匆匆关掉浏览的网页。她产生了怀疑。
最后，丈夫忘记下线的QQ，泄露了一切。
“我的世界彻底崩溃了，自己最爱最信任的人，骗了我10年，”刘思琦激动地说，“如果不是父亲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就跳下去了。”
帮她照看孩子的父亲，打电话让她回家喂奶。
孩子把她从绝望中拖了回来，成了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。
在南京，近乎同龄的陈素春比她有着更深的痛。13年的婚姻生活，丈夫人前热情健谈，人后冷漠暴躁。
“长头发揪着撞向地板，头脑一片空白，绝望极了。”她说，“新婚后，夫妻生活一个月一次，他让我算好排卵期，到那天才会同房，直到第六个月怀上孩子。”
此后，丈夫以“前列腺疾病”为由，再也不愿有肌肤之亲。
离婚刚满一年的徐洁，也仍然心有余悸。从相亲到离婚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兴奋、猜疑、绝望、恐惧填满了这位大学教师的生活。
婚前，在翠绿的日记扉页上，她写道：“美好的风景在后面。”但事实上，她甚至不曾与婚姻有过真正的照面，拍结婚照时摆拍的接吻动作成了她印象中最亲密的记忆，“到现在他都没看过我脱衣服的样子。”
不仅如此，婚后一个月，前夫的男朋友站出来“让我把他的男人还给他”。
“婆婆要拿刀捅死丈夫。”徐洁前夫说服不了父母，只能把算命、偏方一一试过。最后婆婆下跪，以跳楼相逼，乞求夫妻二人不要离婚。
徐洁说，在同妻和同性恋的问题上，几乎每一个同妻都遇到过菜刀和膝盖。接受不了同性恋子女的父母，通过生命和尊严的威胁，试图掰直他们眼中“病态”的子女。
一个被广泛引用和认可的数据是，“中国处于性活跃期的男同性恋者有2000万，其中80%会进入婚姻或已经在婚内，约有1600多万女性嫁给了同性恋或双性恋的男子。”在国内男同性恋研究专家、最早研究同妻的教授张北川看来，在男同性恋群体不被社会认知和接受的情况下，“男同进入婚姻势必造成对女性权利的践踏”。
在他针对男同的一项调查中，选择进入婚姻的男同，绝大部分不会在婚前向妻子透露性取向。
一份历时三年跟访同妻群的社会学调查，也佐证了同妻的现实困境：“逾九成人遭遇过家庭暴力，三成人在婚姻中没有性生活，但仅有三成人选择离婚。”
艰难的自救
刘思琦没有想到，那封发在男同论坛的遗书浏览量很快达几百万，还被评为某著名门户网站的“十佳故事”，引发大量跟帖。
为了联络那些留言求助的“姐妹”，很少跟陌生人社交的她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建了同妻QQ群。
作为国内最早的同妻群，“很快几百号人加进来”，人太多，以至于不得不建起更多的分群。
通过QQ群，刘思琦认识了有相同遭遇的心理医生、律师、无业的农村妇女、教师……她们开始结成了彼此依靠的同盟，联系也从线上来到了线下。
2009年3月底，中国首届“同妻会”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。刘思琦见到了8位从各地赶来的同妻。
那是国内最早的同妻线下活动，研讨会开了两天，从诉苦开始。“大家戴着墨镜来，台上发言，台下都在哭。”刘思琦和剥洋葱说，“她希望认识同性恋，也希望重新认识老公”。
等到同妻们哭完了，主办方动员大家，想想怎样行动。一场头脑风暴下来，大家形成不少共识——要从哭泣自怜和网络呻吟中走出，一起去帮助那些还不敢站出来的同妻争取自身权利。
这些共识被整理为国内第一份《同妻联合声明》，发表在同志问题的《朋友》刊物上。
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，同妻们打出了“同妻到我为止”的宣言。之后，它成为同妻网络中流传最广的一句口号。
但现实困境让她们体会到，自救并不是一句口号那么简单。
为了孩子和丈夫10年的感情，刘思琦并没有选择离婚。她与丈夫达成一致，像亲人一样生活，互不干涉。
刘思琦算是幸运，她可以享有一份坦诚和平静，而更多的同妻难以理顺荆棘丛生的生活。“有的男同编造自己前列腺疾病的谎话骗同妻，还有的不但不亲近妻子，甚至以口臭、淫荡、有体味、不体谅丈夫等各种借口侮辱同妻，甚至还有的对同妻施暴。”“浪漫转身同妻群”的群主王丽晶说。
王丽晶深知那些愤怒背后的苦涩，“对男同性恋的无知，加上心理备受摧残，再加上孩子和经济压力的牵绊，同妻往往很难挣脱婚姻。”
事实上，即使下定决心选择离婚，也并不简单。在经历了四个月离婚拉锯战的徐洁看来，离婚过程的痛苦，已经远远超过了离婚本身带给一个女人的伤害。
2014年4月，徐洁提出离婚，结果遭遇了婆家的多种阻拦。先是利诱，婆婆对她说：“你可以出去找男小三，生了孩子我们也认，只要不离婚”;后来是威胁，婆家不仅提出让她承担一百多万的债务，还在外面诋毁她和她的父母。
原本对丈夫抱有同情的徐洁，在日记里写到，“愤怒像一条蛇，吞噬着我……看着桌上的修眉刀，想拿起来结束一切……他和他的父母都是杀人于无形的暴徒!”
她咨询了律师。配偶同性恋性取向案件面临的取证难、认定难等诸多问题，都没有吓退她，“那时候就是一心想离婚，背上几十万债务，远走他乡，也要离，否则担心自己被拖垮。”
2014年8月，以保护前夫的隐私为条件，徐洁净身出户。
这一看似悲壮的结果对很多同妻来说是最清爽的解脱。在张北川主持的一项同妻生活态度调查中，女方“净身出户”或仅得到很少财产者占3/5。
令他觉得戏谑的一个细节是，“有一个长期接触的同妻，离婚后一扫往日的压抑，离异倒使她笑得合不拢嘴。”
去年12月，人近中年的陈素春把丈夫的网上浏览记录带到了全国同妻研讨会。她被男同志愿者告知，“你丈夫在外面招男妓，建议你尽快做艾滋病排查。”
被艾滋病吓晕的陈素春用近乎歇斯底里的方式，斩断了13年的婚姻，此前，为了孩子，她选择隐忍，“迷茫、苟且偷生的怨妇生活该结束了。”她和剥洋葱说。
“同妻到我为止更像一个梦想”
4月7日，一组关于同妻的照片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。尽管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同妻敢于站出来，说出真相，但对这个涉及社会制度、文化认知、法律规范等等内容的庞大议题，似乎有点力不从心。
“单方面去同情一方都无助于问题解决。应该让各方都看到彼此的悲剧，才可能有改变。”王丽晶致力于男同、同妻以及父母间交流的改善，多年来，她见识了男同和同妻间的互相伤害。
十年前，一位曾接受过央视《新闻调查》采访的同妻说，她对十年来社会在同性恋和同妻问题上的迟滞感到失望。
“我们挑战的是社会最深层的那根神经，两千多年生育文化、性别文化需要慢慢改变。”张北川抱有乐观。
作为艾滋病的易感人群，当他2009年在第一届同妻大会上提到同妻要做艾滋病排查时，“他们了解不多，且非常害怕。”
到了2015年，他在规格更高的同妻研讨会上再次询问时，有好几个同妻大声回应——我做了。“只有当女性意识到自己某项权利的时候，权利保障才有探讨的可能。”张北川和剥洋葱说。
刘思琦和徐洁说，现如今看到一个人，她们的首先反应不是帅不帅，漂不漂亮，而是性取向如何。
2014年，带着这种“一朝被蛇咬”的后遗症，刘思琦经历了第一次婚外情。刘思琦觉得自己的世界似乎一下子“活了”，有了色彩和滋味。
虽然后来俩人并没有走到一起，但十年来，她突然开始特别憧憬生活，“渴望一段真的感情和婚姻。”
离婚后的陈素春也谈了男朋友。在和男友约会时，男友前后问了她三遍艾滋病排查的事，她觉得伤心又无奈，准备带着男朋友一起到疾控中心再做一次检查，“趟过同妻这条路，就没法避嫌。”陈素春和剥洋葱说。
徐洁换了工作地点，一切似乎又回到了结婚前的单身状态。
她发现自己变得有点自卑，每次相亲之后，心情都很差。“遇见不错的，就想着应该在什么时机跟对方讲这段经历，”尽管她一度以为治愈了自己，可以像讲路人甲的故事一样讲出来，但真正要面对的时候，还是“觉得它是一个污点，感觉耻辱。”
现实有时也并不友好。“有一次朋友帮忙介绍了一位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对象，问了基本信息后，检索出我有过一段婚史的事情，当即就责怪了介绍人。”
她发现，在婚姻中，她们忍受着日复一日的隐忍和煎熬。而婚姻结束后，她们又要承受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
刘思琦找回生活的平静之后，退出了所有的同妻群。
但仍有同妻顺着往事的藤蔓找到她。每接触一个同妻，她总是回想起2009年全国同妻会提出的口号：“同妻到我为止”。但现实的状况让她觉得那个口号“更像一个梦想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