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2006年时任印度总统卡拉姆就提出了重建那烂陀大学的计划，这一计划也得到了印度政府的大力支持，中国政府还捐助了100万美元。但是八年过去了，重建计划进展缓慢。如今，重新开课的那烂陀大学只有两个学院，15名学生，11名教师。首批师生暂时在学校附近的王舍城会议中心上课，学生宿舍则由一家旅馆充当。
那烂陀寺是一个以佛教为背景的寺院，在古代摩揭陀国王舍城附近，现在印度比哈尔邦中部都会巴特那东南90公里。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、那烂陀大学董事会成员王邦维对笔者介绍说，“在玄奘那个时代及前后一两百年间，那烂陀是亚洲佛教的学术中心。”那烂陀寺是当时的佛教研究中心，“玄奘离开长安时就已经想好了，他要去的目标就是那烂陀寺。”
那烂陀寺不仅是一座寺院，更像是一所大学。据悉，那烂陀寺初建于公元5世纪左右，经过历代君王数世纪的经营扩建，全盛时期的那烂陀寺据说藏书高达900万卷，在这里学习的僧人学生有1万多人，来自中国、蒙古、高丽、日本、波斯等地。到过西域取经的中国着名僧人，如玄奘、义净等，都曾详尽地在着作中记录过这座名寺兼学府的风貌。
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载，当他来到那烂陀寺时，这里“伽蓝(指僧众居住的庭院)五十余所，僧徒万有余人”。比玄奘晚40年来到那烂陀寺求学的另一位“唐僧”义净，在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中则记述，那烂陀寺宛如一座方城，寺高三层，每层高一丈多，用砖制造。每一寺的四边各有9间僧房，房呈四方形，宽约一丈多。
和《西游记》不同的是，玄奘来到那烂陀寺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。当时已经逾百高龄的“校长”戒贤法师收他为亲传弟子，亲自教授他《瑜伽论》。玄奘勤学好问，每天认真研读经书，“外语”也很优秀，梵文说得比当地人还好。在那烂陀寺，玄奘和多名学者切磋辩论。
据《慈恩传》记载，当时寺内能讲二十部经书的有一千人，三十部的五百人，五十部的只有十人，其中包括玄奘法师。也就是说，玄奘的水平，在当时的那烂陀寺几千名资深学者之中，位列前十名。因为成绩优异，玄奘还获得了“留校任教”的资格，升任那烂陀寺副主讲；那烂陀寺还给他配备了“专车”，出门可以享受乘坐大象的待遇。
那烂陀寺重见天日，要归功于玄奘。王邦维介绍说，19世纪中期，英国人统治印度，发现了那烂陀寺遗址。起初英国人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这处遗址面积巨大，像是一座小城，又像一个大学校园。后来，考古学者拿它和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做对比，才确认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玄奘书中记载的那烂陀寺。
对于印度人来说，那烂陀寺是古印度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机构。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·森不仅精通经济学，还是一位印度教哲学权威，与泰戈尔过从甚密。11岁时，阿马蒂亚·森告诉家人长大想成为一名教授之后，祖父就把他带到了那烂陀寺巨大的红砖遗迹之前，希望阿马蒂亚·森将来能够重现那烂陀寺的辉煌。
“属于亚洲的大学”这一愿景令亚洲国家十分期待。“亚洲在21世纪的重新崛起，让世界大局逐步恢复到16世纪时的态势。东方文明的自主性，有了经济上的条件与保障。那烂陀大学的复课，反映的是这种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。
”《联合早报》评论道，“在文化上，东方文明的人本主义精神复兴，对于长期主导世界的西方工具理性主义，以及国际关系上的霸道文化，和其所带来的人文、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外交甚至人类赖以存在的环境破坏问题，或许能发挥修复和平衡的作用。”
